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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大众化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翼作家为了促进文学与
人民大众相结合所展开的活动,或称文艺大众化讨论、
文艺大众化运动。
  “五四”文学革命和由此诞生的新文学,从一开始
就反映了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,为更多的
人们所有的历史要求。“国民文学”、“平民文学”的
口号,反帝反封建的主题,以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作为
创作题材,和采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等,都说明这一基
本事实。正因为文学和人民开始有了这样的结合,“五
四”文学革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人民文学运动的起点。
不过,最初的新文学作品的读者主要限于城市小资产阶
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并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,文
学与人民大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隔阂和距离。20年代
初相继出现的“民众文学”、“方言文学”的讨论,和
“到兵间去,民间去,工厂间去”的提倡,是新文学作家
开始认识这一不足,并且力图克服的最初尝试。20年代
末期,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,为工农群众服
务,更成为迫切的需要。这个运动的倡导者──创造社、
太阳社一些成员的文章中,先后出现了“要以农工大众
为我们的对象”(成仿吾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》),
和大众化是“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”(林伯
修《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》)等提法,
开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河。
  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,在左翼作家
主编的《大众文艺》、《拓荒者》、《艺术》、《沙仑》
等刊物上,展开文艺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,参加者有郭
沫若、冯乃超、夏衍、郑伯奇、鲁迅、蒋光慈、阳翰笙、
洪灵菲、冯雪峰、钱杏□、田汉、沈西苓等。革命文学
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喜爱,而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
广泛流传的情况,使左翼作家痛感实现大众化的紧迫和
重要,“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,竭力来作浅显易解
的作品,使大家能懂,爱看”(鲁迅《文艺的大众化》),
成为这次讨论的中心议题。
  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爆发,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
救亡运动成为向革命文学提出的尖锐要求。1931年冬,
开始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。“左联”在《中国无产
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》的决议中指出:“只有通过大
众化的路线,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,作品,批评
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,……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
产阶级革命文学”;认为大众化是建设革命文学“第一
个重大的问题”。在一年多时间里,“左联”的刊物《北
斗》、《文艺新闻》发起征文,《文学导报》、《文学》
(半月刊)、《文学月报》等发表了瞿秋白、茅盾、鲁
迅、周扬、郑伯奇等人的文章,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陈望
道、郑振铎等也参加了讨论。讨论围绕着如何创作大众
化作品展开,就作品的语言、形式、体裁、技巧等方面,
作了具体的探讨,同时也涉及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
学习等课题。瞿秋白在1931年春夏,已经指出晚清以来
历次“文学革命的任务,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”,文学
与群众仍然隔着“万里长城”(《鬼门关以外的战争》
和《学阀万岁》)。在这次讨论中,他要求把“大众文
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”,左翼作家应该从中
“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”(《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》、
《欧化文艺》)。他还注意研究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,
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,实行“文腔革命”。瞿秋白以
极大的热情推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,并在理论上作出多
方面的建树。这是历次讨论中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、探
讨也最为充分的一次。
  1934年春夏,进行了第三次讨论。先是研究应该如
何对待旧的文学形式;同年 5月,因为有人重弹“文言
复兴”的老调,鼓吹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,讨
论转入语言文字问题,大众语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。除
左翼作家外,文化教育工作者、语言文字工作者如陶行
知、胡愈之、陈子展、曹聚仁、叶籁士等,也都参加了
讨论。有关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发行量很大的《申报》副
刊(自由谈)、《中华日报》副刊(动向)和《大晚报》
副刊(火炬)上,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,扩大了文艺大
众化运动的影响。鲁迅写了《门外文谈》,从文字、文
学的产生、发展过程,考察它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,论证
了大众语、文字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
意义,是整个讨论中的重要收获。这次讨论涉及的方面
超出了文艺的范围,如有关汉字拼音化(当时称为“拉
丁化”)和简化(当时称为“手头字”)的探讨,成为
后来文字改革运动的先声。
 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,“左联”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
会,发起工农通信员运动,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等任务。左
翼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作了一些尝试。第一次讨论中,
《大众文艺》刊登了若干“大众文艺小品”、“少年大
众”作品,开辟“通信栏”,发表“工厂通信”、“纱
厂通信”等。第二次讨论中,鲁迅、瞿秋白都写过通俗
歌谣。随后,欧阳山、草明创办《广州文艺》,提倡大众
文艺、方言小说;蒲风等人的中国诗歌会,努力用“俗言
俚语”写作“大众歌调”;郑伯奇主编的《新小说》以
发表通俗作品相号召;钱杏□也在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
炬》上编辑《通俗文学》。报告文学作为“国际普罗文
学的新的大众形式”,得到普遍的重视,并且取得了较
大成就。此外,左翼剧作家在工人中间组织蓝衣剧团,上
演方言剧,到农村演出等,以不同方式扩大了革命文艺
作品在群众中的影响。
  文艺大众化运动,是在列宁的文学应该为“千千万
万劳动人民”服务,“艺术是属于人民的”的思想指引
下展开的,不少人都引用列宁的这些言论作为立论的根
据;这个运动,还直接受到20年代末日本左翼作家提倡
革命文学大众化的启发,在第一次讨论中,有些文章介
绍过日本的经验。与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的
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,在实际上未能和工人农民结合
起来这个矛盾,是产生文艺大众化要求的内在的根本原
因。在前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,它一直是左翼作家思考
探索的主要课题,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重
要内容;也越来越引起进步文艺界文化界的关切。文艺
大众化运动加强了新文学创作与群众的联系,读者的范
围从知识分子、青年学生扩大到一部分职员、店员和市
民阶层;促进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大量短小精悍、通俗
易懂的文学作品的涌现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要充
分实现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,存在许多实际困难。一
方面,广大工人农民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教育各个方面,
都被剥夺了享受文学艺术的权利,革命作家、革命文学
创作也难以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;一方面,以小资产阶级
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作家,自己的思想感情还未能和
工农大众打成一片,是妨碍他们的创作与广大群众相结
合的主要原因,这方面也还缺少自觉。在第一次讨论中,
鲁迅就清醒地指出当时“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
准备”,只能“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”;“若
是大规模的设施,就必须政治主力的帮助,一条腿是走
不成路的”(《文艺的大众化》)。他的这个估计,是
切合实际的。文艺大众化,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
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──解放区才开始得到真正的普遍
实现。
                   (樊骏)